梅花，本属于蔷薇科李属的一种寻常木本植物，却在我们中国大地上，绽放出了超越其植物学意义的璀璨光华。它不仅是冬末春初的一道自然景观，更是一种文化符号，一种精神象征，一种融入中国人血脉的审美基因。在世界的植物谱系中，没有哪一种花卉能像梅花一样，与其原生地的文明产生如此深刻而持久的共鸣。它跨越了单纯的植物学物候意义，成为一种流动的、充满张力的文化基因，编码着中华民族的审美取向、道德理想与生命哲学。今天，我拟从梅的历史、梅的风格、梅的艺术、梅的趣味，以及梅花所带给我们的思考等五个维度，系统地梳理一下梅花与中国文化交织互映的壮丽画卷，从而解开这一文化密码，下面就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脉络，探访梅花的幽香与风骨。

　　第一节 秦砖汉瓦间，梅花完成了从实用到精神的升华

　　梅树原产于咱们中国，其栽培与利用历史长达数千年。梅文化的演变，是一条从物质实用到精神审美不断提升的轨迹。其实这也符合人们对事物的一般认知规律，物质决定意识，文化也无不是在对物质的逐步认知中渐渐产生的。

　　古人对梅花的认知，最早就起源于一种实用主义。古人蒙昧，尤其是在语言文字尚处于萌芽阶段的先民时期，可以说，这一时期里，古人即使见到梅花，除了心下有一种喜洋洋的感觉外，几乎很难用语言文字把这种喜悦的心态描述清楚，所以也可以说，在早期先民的生活中，梅的最初价值在于其果实，而不在于花。这完全是由于梅子的酸味可以利用而引起的。《尚书•说命下》便有“若作和羹，尔惟盐梅”的记载，文中将梅子与盐并列，视为调和羹汤的关键调味品。这是因为梅子富含果酸，在醋尚未普及的时代，梅子是重要的酸味来源。这一时期，梅以其实用性进入文化视野。这种“酸味之源”的说法完全可以从历史中找到依据。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假谲》中记载的那则曹孟德“望梅止渴”的故事，如今已经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成语，它的字面意思就是“望着梅子就能止住口渴”。它背后其实有一段源自三国时期的著名小故事，充满了古人的急智与幽默。

　　故事是这样的：三国时期，曹操率领大军出征。时值盛夏，天气酷热难当。部队在荒芜的山道上长途跋涉，找不到水源。士兵们个个口干舌燥，疲惫不堪，行军速度越来越慢，军心开始涣散。曹操作为主帅，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知道，如果再找不到水，部队很可能因为脱水和士气低落而崩溃。情急之下，曹操灵机一动，站在高处，用马鞭向前方一指，大声对士兵们说：“弟兄们，坚持住！前面就有一大片梅林，树上结满了又酸又甜的梅子！我们加快脚步，到那里就能解渴了！”士兵们一听，脑海里立刻浮现出青梅那酸溜溜的滋味，口腔里条件反射般地涌出了大量唾液。这暂时缓解了他们的干渴感。精神为之一振的士兵们，重新鼓起了行军的勇气，队伍得以继续前进，并最终找到了真正的水源。

　　这个故事之所以流传千年，不仅在于曹操的机智，更在于它生动地揭示了一个普遍的心理和生理现象。首先，它是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的生动例证，在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提出的一千多年前，曹操就已经在实践中运用了这个原理。梅子的酸味能刺激唾液分泌，这是一种天生的条件反射。曹操通过语言描述，成功地将“梅林”这个信号与“生津止渴”的生理反应联系了起来，创造了暂时的“条件反射”。其次，如今好多人借用这个成语故事的时候，往往是在传播一种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一个美好的愿景、一个确切的希望，其本身就能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曹操给出的不仅仅是一个“梅林”的谎言，更是一个“马上就能得救”的希望。这比任何空洞的鼓励都来得有效。现实生活中，和望梅止渴具有同样功效的还有“画饼充饥”。管理者画了一个大饼，看着这个美好的设计，伟大的蓝图，工作者仿佛已经能感受那种理想、目标已近在咫尺、触手可得，暂时抱怨、牢骚都能马上得到抑制与缓解。

　　从以上事例我们可以看出，古人是把梅的酸味已经研究与运用得最为透彻与娴熟的了。

　　但是，在以后的实际生活中，如果有人需要你去为他奉献，在给你讲“望梅止渴”这个故事，或者给你画了一张大饼的时候。你不妨会心一笑，审时度势，提醒一下自己：虚幻的梅子和纸上的大饼虽然有可能会让你振奋 一下，但脚踏实地，循着自己的理想与目标，迈开双腿，去寻找那真实的生活，才是长久之计。

　　对于梅花最早的文字记载，前面咱们已经说了，可以追溯到提出将梅子与盐并列作为烧粥食材的《尚书•说命下》一书，在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主流青铜器纹饰中，梅花作为独立的、明确的主题纹样是尚未被发现的，甚至可以说基本没有可靠的考古记录。商周青铜器的核心纹饰是兽面纹（饕餮纹）、夔龙纹、凤鸟纹、云雷纹等，这些纹样具有强烈的宗教、祭祀和王权象征意义。虽然存在花卉或植物图案，但它们通常作为辅助纹样（如四周的边饰）或作为动物纹样的组成部分，很少作为主体。常见的植物类纹饰有莲瓣纹、蕉叶纹等，但明确可辨的“梅花”尚未成为体系。因此，如果你在生活中，在车站码头或者家庭旅店里，遇到一个抱着个脏兮兮的书包，对你神秘兮兮地说，在某某工地打工，他挖出了几件旧货，连夜就跑路了，见到你算是有缘，情愿拿其中的一件宝贝想你换一点路费。这时，如果他从那他布包里掏出了一件标称为“商周时期”且带有“梅花纹”的青铜器时，你大可以无视，或一笑而过，因为它很可能就是出自伊川县葛寨镇烟涧村的仿制品。我今天对你们提这个醒，可不是空穴来风，因为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我拿我上当的前车之鉴来给大家提个醒。

　　梅花图案最有可能出现的时间空间，应该在唐代及以后。我们都知道，唐代已经盛行青铜镜，就是供达官贵人、富家小姐们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的那种镜子。试想，玻璃如果在那个时候出现，相信他们都不会再举着一个沉重无比又照不清楚自己模样的铜镜子来“相看两不厌”了。唐代铜镜纹饰丰富多彩，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花卉、鸟兽图案。其中有一种 “宝相花纹” 或 “团花纹” ，构图繁复华丽，由多种花瓣组合而成。或者在某些简化或写实的团花中，也可能会出现形似五瓣梅花的图案，虽可视作梅花的艺术化表现，但明确的文字记录指明为“梅花”的仍然没有，所以考古学和金石学上通常不会将其直接定名为“梅花纹”，而是统称为“花卉纹”或“宝相花纹”。

　　说到这里，可能有朋友就会说了，老师你说的不对，梅花在唐朝其实已经很流行很普遍使用了，不信你看看《神探狄仁杰》的电视剧，里面的神秘高手的胳膊上，或后勃颈处可都刺着一朵梅花，并且他们还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梅花内卫。

　　其实要想搞清楚唐朝的“梅花内卫”这个神秘组织，需要首先澄清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在正史记载中，唐朝并没有一个叫做“梅花内卫”的官方机构。 这个名称和其相关的传奇故事，主要来源于当代的文学作品、影视剧（如《神探狄仁杰》等）和民间传说。

　　虽然历史上没有“梅花内卫”，但文学中的“梅花内卫”并非空穴来风，它的设定融合了唐代多个真实存在的宫廷警卫和特务机构的影子。众所周知，武则天在夺取和巩固皇位的过程中，为了打击李唐宗室和反对她的元老大臣，鼓励告密，并重用了一批酷吏（如来俊臣、周兴）。这些人组建了庞大的告密网络，设立推事院，罗织罪名，滥用刑罚，制造恐怖政治。这正是“梅花内卫”作为皇帝私人特务、监察百官、行事狠辣这一设定的最主要历史原型。

　　在影视文学作品中，梅花内卫的级别要高于千牛卫、金吾卫等，属于皇帝的贴身护卫。我设想一下，影视剧都能够把神龙朝的才女上官婉儿刻画成一个一等一的武林高手，那么这种梅花内卫，应该归属于当时最得武曌女皇帝信任的上官婉儿统领吧！至于千牛卫、金吾卫，这些都是唐朝南衙十六卫或北衙禁军中的一部分，是实实在在的皇帝亲军和宫廷警卫部队。他们的职责是宿卫宫廷、仪仗和京畿安全。相比之下，文学作品中给“梅花内卫”赋予了更高的武力指数和贴身保护皇帝的职责，他们直属于皇帝，既有保卫职责，也有外出独立刑侦办案的权力。其名称中的“内卫”二字就源于此。但为什么“梅花内卫”的传说会如此流行呢？这还是由于一些小说家懂得如何媚俗的缘故。首先为梅花赋予了神秘感：梅花内卫具有组织秘密、标志特殊、武功高超等诸多特征，而这些元素天然具有吸引人的戏剧性。其次，故事编写符合历史背景：武则天时期政局动荡，告密风行，将“梅花内卫”置于这个背景下显得合情合理。第三，叙事便利，在文学和影视剧中，这样一个组织可以很方便地推动剧情发展，作为制造悬念、解决矛盾的关键力量。

　　总结来说，“梅花内卫”的历史原型是武则天时代“酷吏特务政治”与唐代“皇家禁卫军”的结合体。“梅花内卫”是一个成功的文学创造，而非真实的历史存在。它巧妙地将唐代真实存在的政治恐怖（酷吏）和军事建制（禁卫）融合，创造出了一个符合现代人想象、充满权力与神秘色彩的传奇组织。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艺术的真实不等于历史的真实，甚至连一朵梅花带给我们的真实感都不如，一朵梅花放在手心，我们可以真实地感受到它的颜色的纯正、香味的馥郁和带给我们的开心。但是历史，只能笑看而已。

　　第二节 魏晋风骨：审美视野的初绽与人格化的萌芽

　　岁岁年年花相似，年年岁岁人不同。一代又一代的风流人物终成过眼云烟，荒塚一座，但每逢冰雪覆盖大地的数九寒天，梅花仍会准时开放。及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人们对梅花的欣赏也终于从果实开始转向了花朵。可以说，自秦政以后，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继战国百家争鸣之后的又一个人的自觉与文明的璀璨时代。政治的动荡往往会催生了精神的自由，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开始将目光从经世致用转向自然山水与个体情怀。梅花，以其冬末春初独有的清冷之美，开始扑入了文人们的耳目心神。鲍照的《梅花落》应是文学史上早期咏梅的名篇。诗曰：“中庭杂树多，偏为梅咨嗟。问君何独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摇荡春风媚春日，念尔零落逐寒风，徒有霜华无霜质。”可以看出，诗中，诗人已开始有意识地将梅花与杂树对比，赋予其不畏霜雪的品格。南朝诗人陆凯自江南寄梅花一枝与长安友人范晔，并附诗曰：“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这一行为，将梅花从地域性的植物提升为承载友谊、传递春讯的文化信使。“一枝春”从此成为梅花的雅称，其象征意义首次超越了实用价值。

　　再读鲍照的《梅花落》，这完全是一首托讽之诗，通过梅花与杂树的对比，表达了诗人对节操高尚之士的赞扬和对无节操士大夫的批判。诗中“杂树”象征无节操的士大夫，随波逐流、趋炎附势；“梅花”则代表节操高尚的旷达之士，不畏严寒、坚守本心。这种对比鲜明的象征手法，体现了诗人对世风日下的批判和对高尚品格的向往。梅花在凛冬绽放的特性，与当时士人崇尚清高、不畏强权的风骨相契合。我们都知道，魏晋风骨，是历史上一幅璀璨的华章，在这个时期，涌现出了很多具有梅花品格一般的人物。

　　最核心、最悲壮的莫属刑场上奏完一曲《广陵散》后，从容赴死的嵇康。嵇康是“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因不与当时掌权的司马氏合作，遭构陷被判死刑。临刑前，三千太学生为其请愿，求他为师，他拒绝了。他从容不迫，索琴弹奏一曲《广陵散》，曲终叹道：“《广陵散》于今绝矣！” 这种在死亡面前展现出的艺术家的从容与智者的平静，将个体的尊严置于生命之上，是独立人格的极致表现。他写给山涛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更是其“非汤武而薄周孔”、不与世俗妥协的独立宣言。试问百花王国之中，拿哪种花来比喻不畏强权，不入流俗的嵇康最为恰切呢？应是梅花莫属吧！

　　嵇康之外，具有梅花风骨的，还有他的好朋友，爱翻青白眼的阮籍。阮籍这老兄如果活在我们今天，是完全能考进北京电影学院的，因为这老兄表情最为丰富，能翻青白眼。当他见到他讨厌的礼俗之士时，他就翻出白眼相对，人家一看他那眼神，立马就知道和此老兄无缘，多谈无益，送礼也办不成事，就会拿起礼物悻悻离开；但是当阮籍一旦见到意气相投的朋友，比如会弹琴的嵇康时，则青眼有加，二目放光，直欲让人家留下来促膝长谈，好酒好菜招待。阮籍的这种毫不掩饰的爱憎，正是对“自然”性情的率真表达。宁学梅花凌寒独自开的孤傲，也绝不像百花一样去媚俗。

　　其次像纵酒放达，以天地为衣的刘伶。人家出门要么骑高头大马，要么朱轮华毂，刘伶这货出门常乘坐由一匹鹿拉的破车，并且总要携一壶酒，车后还要跟着一个扛着铁锹的仆人，他的意思是说：“我喝不死就办事，喝死的话随时埋我。”这货在屋中接见客人的时候，会裸体，注意，是裸体，一丝不挂的那种，别人讥笑他，他却说：“我以天地为屋宇，屋室为衣裤，诸君为什么跑到我的衣裤中呢？”刘伶这种看似荒诞的行为，背后是对世俗规矩的彻底蔑视和一种与宇宙合一的哲学境界。可以设想一种景致，如果你走在白雪皑皑的世界里，忽然一支鲜艳、明丽、脱俗、旷达的梅花映入了你的眼帘，那一抹突出的红，和白茫茫的世界形成了天物合一的境界。那个以天地为屋，屋为衣裤的刘伶像不像白雪世界里的一朵梅花。

　　魏晋多的是随性旷达的名士。再如雪夜访戴，兴尽而返的王徽之。那一夜下着鹅毛大雪，居住在山阴的王徽之一觉醒来，看看外面的雪景，不知道是冻得还是激动得就是睡不着觉了，于是温了一壶酒，可能院子里还开着几株梅花，于是便独自喝酒、观雪、赏梅。就这样喝着喝着，赏着赏着，就忽然想起好友戴逵来。于是当即乘小船连夜去找戴逵。折腾了一夜，才到戴家门前。到了门前，你倒是拍门进去和戴逵继续喝酒啊！可他却转身返回了。跟随的仆人就问他折返的缘故，这哥们儿就说了：“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就是说，我本来是乘着兴致来找戴逵的，到了这儿兴致没了，既然没了兴致，何必再见他！这种行为超越了功利目的，追求的是一种纯粹的精神体验和过程的美学。它体现了魏晋名士对“兴之所至”的极致推崇，是精神自由的绝佳注脚。可不可以说，那夜的王徽之，即是一树行走在雪世界的梅花。

　　不讲了，离题有些远了。我本意是说梅花在魏晋这段特殊时期，终于以花的品格走入了具有独特风骨的文人士大夫的视野。以其凌寒独自开的品性品貌，大家说说，像不像那个时期的众多的特立独行的文人士大夫。

　　第三节 大唐的气象：从边塞意象到世俗情感的载体

　　唐代的咏梅诗在气象万千的文学星空中，虽不似宋代般成为核心，却呈现出多元的面貌。

　　两宋时期写乡愁的不多，特别是北宋，可能是地域偏小，四周又强敌环伺，走也走不了多远的缘故吧！到了南宋，写乡愁一般都夹带着家国情仇。而大唐文人崇尚游历，比如李白，可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可以“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比如杜甫，可以“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唐代的诗人，仿佛一生都在不停地奔波。他们不是在感叹路难走，就是在感叹友难求，没有人给酒喝。这些情愁，他们多用月亮来寄托，很少想到梅花。这一点以后在“月亮”的章节我会专题说到。

　　李白笔下的梅，完全是一个懵懂未开的少女。这位诗仙在表现少女时总能够想到最佳的借喻对象，不是用羞涩的新月，就是用含酸的青梅。还是用诗来佐证我的这种说法吧！诗曰：“一二初三夜，娥眉影正单。待到奴十五，正面与君看。”诗里是一个少女在说话，小女子还小，像初三夜可怜兮兮，身形淡薄的新月，等到我十五成为一轮丰满的月亮的时候，小女子再正儿八经地给你看吧！其咏梅诗《长干行》则曰：“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我说的是吧！诗仙在这首诗里，把心智未开，不谙风月的少女比作了青梅。

　　但唐人也并非没有用梅花来借物寄情的。比如王维在其《杂诗》一诗中就写到：“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这里，梅花成为故乡风物的代表，寄托着游子最深切的乡愁。

　　杜甫在其《小至》一诗中写到：“岸容待腊将舒柳，山意冲寒欲放梅。”他的意思是，梅花是感知天地节律、冲破严寒的生命力的象征。

　　李商隐的诗最为朦胧、哀婉、缠绵，其笔下的梅花，也成了他表达哀婉心情的对象，他在《酬崔八早梅有赠兼示之作》一诗中写到：“知访寒梅过野塘，久留金勒为回肠。”寒梅成了一位姑娘，成了一位能让人念之断肠的姑娘。在诗中，梅花成为爱情与相思的幽微寄托。

　　可以看出，唐代的梅花，尚未被赋予统一的、崇高的人格范式，它更多地融入了个人的、世俗的情感表达之中。

　　第四节 两宋的巅峰：意境的确立与哲学的升华

　　一直到两宋时期，梅花的意趣、意象，算是达到了巅峰，其花语意义与品格也完成了定格。

　　宋代是梅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梅花文化的“轴心时代”。理学思想的盛行，文人画的兴起，以及内敛沉静的社会风气，共同将梅花推上了文化图腾的宝座。特别是北宋时期，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尤其是文人画的兴起，将梅花推向了文化的中心舞台。其中最关键的人物，便是那位梅妻鹤子的林和靖先生。

　　据传此君隐居于杭州的小孤山，终身不仕不娶，以梅为妻，以鹤为子。这种行为艺术般的隐逸生活，本身就是对独立人格的最高诠释，是将梅花彻底人格化、精神化的标志性事件。他的咏梅诗《山园小梅》中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更是千古绝唱。

　　“疏影”与“暗香”，这两个词精准地捕捉了梅花的神韵。“疏影”写其形态，不追求繁复茂密，而以清瘦、曲折、欹侧为美；“暗香”写其气味，不浓烈扑鼻，而是幽然缕缕，需静心品味。这共同构筑了一个清雅、静谧、超尘脱俗的审美境界。自此，梅花的形象在中国文化中基本定格——“疏影横斜”成为了梅花的经典范式。梅花在品格上，也与隐士的高洁、孤傲画上了等号。传说林和靖在孤山隐居时，并不亲手种植梅花，而是任其自然生长，他认为人工栽培会损害梅花的天然野趣。这与他“梅妻”的典故相映成趣，体现了他对梅花“自然之道”的极致尊重。

　　林逋的一生平凡、简单，未曾有过大起大落的悲欢离合，然而他过的又是让无数的世俗之人钦羡的清雅生活。林逋在孤山隐居二十年，一直到1028年，他在家中去世，终年六十一岁。林逋辞世以后，他亲手种植于山上的梅花，黯然凋零，逐渐枯绝。他喂养的鹤，真如孩子一般，总不肯飞去，终于墓前悲鸣而死，被人陪葬于林逋墓旁。远在朝廷的宋仁宗听闻林逋的死讯后，赐给了林逋一个有名的谥号：“和靖先生。”这个祥和美好的谥号，很般配林逋的一生。

　　如果说林逋是一树处江湖之远的梅花，那么北宋另外两个酷爱梅花之人，苏轼与王安石，就是两树盛开于庙堂的梅花，然而苏轼和王安石这两个政敌，对于梅花的认知与情感却不尽相同。

　　王安石与梅花之间的故事和典故，最为人称颂的便是他那首传世名篇《梅花》。这首诗不仅奠定了梅花在宋代文人心中“孤高绝俗”的象征地位，也与王安石作为改革家的个人品格紧密相连。

　　其诗曰：“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墙角数枝梅”：梅花生长于墙角，这是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偏僻角落，暗示了其环境的孤寂和恶劣，也象征着一种不趋炎附势、甘于寂寞的品格。“凌寒独自开”：在严寒（凌寒）中，百花凋零，唯有梅花独自绽放。这直接歌颂了梅花不畏强权、不屈不挠的坚韧精神。这恰恰是王安石本人作为改革家，在重重阻力中坚持变法的精神写照——“虽千万人吾往矣”。“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从远处看，知道那洁白的花朵不是雪，是因为有清幽的香气暗暗传来。这是画龙点睛之笔。与雪的对比：梅花洁白如雪，但其本质并非雪的冰冷死寂，而是充满生命力的花朵。“暗香”的品格：“暗香”不着痕迹、不求人知，却无处不在，象征着内在的才华与高尚的品德。这是一种内敛的、不事张扬的、却具有强大感染力的力量。这首诗之所以成为典故，在于它完美地将物的特性与人的精神合二为一。王安石笔下的梅花，就是他自己的精神肖像：在保守派的围攻（凌寒）中，他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独自开），他的新政和品格或许不被时人理解，但其影响（暗香）终将远播。关于这首诗的创作背景，虽然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但后世普遍认为与他晚年的境遇有关。王安石领导的熙宁变法，触动了众多既得利益者，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攻击和压力，最终两次被罢免宰相职务，遂退居于南京（金陵）半山园。这段隐居时期，王安石远离政治中心，昔日的同道分道扬镳，攻击之声不绝于耳。此时的王安石，心境与“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的处境高度契合。他坚持认为自己变法的初衷是为了富国强兵，是正确的，正如梅花在严寒中绽放是它的本性一样。“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一句，可以看作是他对世人的一种告白：你们或许从远处误解我（认为我的新政如冰雪般严酷），但只要真正了解，就会感知到我的一片公心与赤诚（暗香）。

　　与苏轼笔下的梅花相比，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梅花，相同的风骨，迥异的性格，一样的情怀。

　　将王安石与他的“政敌”苏轼的梅花诗对比，是非常有趣的。我们再看看苏轼笔下的梅花。

　　苏轼与梅花之间的典故和情感联结非常深厚，主要体现在他的诗文创作和人生哲学中。以下是一些关键典故和主题：苏轼在《红梅三首》（其一）中写道：“怕愁贪睡独开迟，自恐冰容不入时。故作小红桃杏色，尚余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诗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绿叶与青枝。”在这首诗里，苏轼借红梅的“迟开”与“冰容”，暗喻自己不合时宜的孤高品格。诗中强调梅花既有桃杏的娇艳，更有“孤瘦雪霜姿”的坚韧。此诗也是首次提出“梅格”这一概念——即梅花超越外形的精神品格，暗含对自身坎坷仕途的坦然。再看他的《和秦太虚梅花》一诗。“西湖处士骨应槁，只有此诗君压倒。东坡先生心已灰，为爱君诗被花恼。”此诗是苏轼为友人秦观（秦太虚）而作，其中的“西湖处士”指的就是那位“梅妻鹤子，不娶不仕”的林逋林和靖。这首诗里，苏轼借林逋的梅花诗来恭维秦观的诗才。而末句“心已灰”，暗指自己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的消沉，而梅花与诗作则重新唤起他对生命的热爱。说到这里，咱说几句菊花，我黄家的家花。文坛上有句趣谈，说这个苏轼被贬黄州，乃是与菊花有关，这则诗案我在我的《浮生拾慧.菊花》一文里提到过，以后还要专题去讲。今天先提一嘴。说苏东坡有一天去拜访王安石时，偶然看到王的书案上有两句墨迹未干的咏菊花诗：“昨夜西风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盖黄花一词，古语多指菊花，如：“红叶黄花秋意晚”、“明日黄花蝶也愁”等等。）东坡就想了，那菊花本就是“宁可枝头抱香死”之物，哪里会有“吹落黄花满地金”之现象呢？遂提笔于诗句下批注曰：“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说后来在王安石看到批注后，遂贬东坡至黄州。却说苏东坡到了黄州后，转瞬秋至，有一日百无聊赖地漫步江边，但见一阵西风飒飒吹过，堤岸上的黄菊扑簌簌随风飘落，忽然想起曾批注过的王安石的诗句来，不觉一怔，遂悟到：“看来我真的是孤陋寡闻了，老相国把我贬到这黄州来，莫非就是让我来看这落菊的？”这宗诗案显然是后人为附庸名士风雅而巧妙杜撰，但也一扫“乌台诗案”的政治阴霾，让人不禁有莞尔之感。

　　继续说梅花，梅花在苏轼的诗里，除了被寄托进“孤傲、坚韧”的品格外，还被赋予了超脱、豁达的意义。在其《赠岭上梅》中，苏轼写道：“梅花开尽百花开，过尽行人君不来。不趁青梅尝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这首诗写于他贬谪惠州期间，诗中，他以梅花开尽后的“细雨黄梅”隐喻人生的成熟与沉淀，象征他在逆境中对时光与生命的豁达，已经超越了荣辱得失。

　　而最终，苏轼在他的《岐亭五首》的其中一首诗中，与他的政敌王安石进行了一次诗意对话：“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此句暗合王安石《梅花》诗“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二者均以梅花喻孤独中的坚守。苏轼借梅花呼应王安石的政治品格，尽管政见不同，但精神上共享对梅花“傲骨”的欣赏。

　　苏轼在贬谪惠州后，心境在岁月的沉淀中慢慢地趋于了平和，梅花在其诗文里，也带了很多的仙风道骨。在其《松风亭下梅花盛开》一诗中，他写到：“罗浮山下梅花村，玉雪为骨冰为魂。纷纷初疑月挂树，耿耿独与参横昏。”罗浮山是岭南梅花胜地，苏轼在此将梅花与道家仙境（葛洪炼丹传说）结合，赋予梅花超逸的仙气。诗中的梅花成为了他在蛮荒之地的精神慰藉，象征贬谪中不染尘垢的初心。

　　从以上诗中不难看出，苏轼一生虽多次被贬谪，但他一向是个旷达多情的人，其精神也与梅花的品格高度契合，具体可以表现为：其一，逆境中的坚韧：梅花凌寒独放，对应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其二，高雅与孤傲：梅花“冰容”姿态，暗合苏轼不合时宜的文人风骨。其三，生命哲思：从梅花开落到结果，隐喻他对人生起伏的超越性思考。苏轼通过梅花，将个人命运与自然意象深度融合，使梅花成为宋代文人精神的重要符号。

　　如果说王安石的梅花，侧重于 “孤”与“傲”，是“独自开”的决绝，是“暗香”的内敛与自信，带有一种冷静、坚毅的强者姿态。这是改革家的梅花。那么苏轼的梅花，更侧重于 “清”与“逸”，在坚韧中多了一份洒脱与随性，是文人在苦难中寻求超脱的写照。这是文豪与居士的梅花。

　　尽管角度不同，但他们都通过梅花，歌颂了一种在逆境中坚守自我、保持高洁品格的士大夫精神。

　　梅花是宋朝的朝花。除了从以上两位诗人、政治家的诗文里能品味到梅花的风骨外，其他如最爱梅花，情愿“何方化作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的陆游，也是把梅花的精神已经读到了自己的骨子里的一个人。可以说，陆游将自己一生的坎坷与坚守都注入了梅魂。其在《卜算子•咏梅》一词中的梅花是这样开的：“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陆放翁的梅花，是开在饱经忧患、坚守节操的士大夫的精神世界的梅花。家国兴亡之叹，个人抱负难遂的孤愤情怀，极大地丰富了梅花的精神内涵。

　　说到盛开在北宋时期的梅花，绝对不能不提及一个人——易学大师邵雍邵康节。几百年后的欧洲，牛顿看到苹果落地发现了万有引力，是谓科学；而邵先生因观梅发明了算命推理的另一种方法:梅花易数。好听一点叫做哲学。当然如果用科学分类法来衡定，只能算是玄学。邵康节先生在梅花树边赏梅，他看到的不是梅花扑簌落地，而是看到了两只在争卧一个梅花枝的麻雀，如此争来斗去，两只麻雀都掉落在地上。当时，邵先生不知道是脑子里的哪根筋忽然动了一下，就顿悟到:“明日一定有女子折花时坠伤。”于是在次日他就满城打听，果然应验，南城的一个姑娘爬到一高墙上折梅花的时候摔了下来，筋断骨头折。邵先生于是就另辟蹊径，对易学的占卜之法进行了创新型的研究，说还用什么狗屁的著草、铜钱，随时入眼的自然现象或者突发的事态都能够作为契机来进行占卜。比如他听到了深夜里有人叩他邻居家的门时，就起了一卦，推断出叩门者是想向邻居借斧子。次日一问，果然如此。再比如他路遇一老人面有忧色，即占得老人“今日有悲事却逢吉兆”，后果见老人跌伤无碍，反得财物。再往前走，走到了西林寺前时，抬头一眼看到西林寺牌额，心里忽然涌上一个念头，占得一卦，断定“寺中有阴人之祸”，后知有僧匿女子于寺里的地窖中，随后告官，果然查实。说到这里我就想笑，其实邵康节先生不论走到哪个庙前，也无论起什么卦，大概都能测到这种结果。邵康节就是这样把他这种以自然现象为触机、不拘泥于著草的古占法，定名为“观梅数”或“梅花易数”，并把此法融入其哲学体系，记载于《梅花易数》一书中，他强调“万物皆数”，从而发明了一种化繁就简的占卜新术，开启了中国占卜史上的独特流派。

　　其实说到底，梅花易数的由来并非偶然，因为在万木萧条，满眼萧瑟的寂寞寒天里，揣着两手在院中溜达的邵康节先生也真没啥可看、可喜、可想之事，入眼的也许就只有开在他家南墙根的几树梅花。偏偏那梅花，凌寒独放，正暗合了占卜学“见微知著”的特色，能让邵先生引起联想。另外梅花在传统文化中象征高洁与智慧，很能呼应邵康节先生“心物合一”的哲学境界。再者，梅花的枝横七竖八地不规则生长，不拘一格，也很容易让人依据观梅时间、当时外界的声音、梅枝所横斜出的方位等随机起卦，突破传统蓍草程式，方便易用。所以梅花易数，这个好听的算卦名称便在文化繁荣，文明进步的北宋王朝隆重诞生了。

　　既然前辈们、同僚们、兄弟姊妹们都如此喜爱梅花，诗人范成大先生就在做官、写诗之余，开始加班加点研究起梅花的种植技术与艺术鉴赏来。范成大在他的晚年，隐居于苏州石湖，历时数年，撰写了世界上第一部梅花专著《范村梅谱》，系统地记录了当时的梅花品种、栽培与鉴赏。《范村梅谱》一书，也标志着梅文化从文学领域扩展到了园艺学和植物学。

　　第五节 元明清的深化：批判精神的引入与审美的大众化

　　世上总没有人能做到八面玲珑，任谁都不得罪的人和事。梅花也一样，别看它在宋朝文人士大夫的心里开得无比烂漫，但是到了元明清时期，即开始逐渐走下神坛，被引入了很多反思、质疑、嘲讽、批判等元素。

　　到了一阶段，我想先以纪晓岚的一首梅花诗来说明我这一观点，诗曰：“松君子，竹大夫，梅花缘何无称呼？为使主家解愁颐，家家梅香都为奴。” 纪晓岚学识渊博，性格诙谐机敏。他并非真不爱梅，而是以解构主义的幽默，对当时已略显程式化、标签化的“梅文化”进行一次善意的调侃。他以“松”、“竹”有尊称而梅没有为切入点，戏谑地将其与丫鬟“梅香”联系起来，恰恰反映了梅花文化渗透之深，已深入社会最基层的命名系统。这是一种高级的智慧，为庄严的梅文化平添了一分人间烟火气与活泼生机。

　　元朝，这一由蒙古族建立的统一王朝中，文人对梅花的认识与书写延续了前代的文化传统，同时融入了特定的时代精神与个人情感。梅花在元代文人笔下，不仅是自然物象的审美对象，更成为文化身份、政治态度与人生哲学的象征。梅花自宋代以来已被赋予“凌寒独自开”的孤高形象，元代文人延续了这一意象，将其视为在严酷环境中坚守节操的象征。元初，部分南宋遗民文人通过梅花抒发故国之思与民族气节。郑思肖画兰不画根，喻失土之痛，同时期文人亦常以梅花“耐寒”特性暗喻坚韧不屈的精神，如谢枋得《却聘书》中虽未直接言梅，但其拒仕元朝的态度与梅花象征的“傲骨”一脉相承。赵孟頫作为宋宗室后裔出仕元朝，内心矛盾深重，其《梅花诗》中“潇洒孤山半树春”之句，既是对林逋的追慕，亦隐含对自身处境的自省与辩解。另外，元代长期废除科举，汉族文人仕进受阻，隐逸文化盛行。梅花常与“林逋式”的隐逸传统结合，成为文人远离政治、寄情山水的精神伴侣。如散曲家张可久在作品中常以梅花点缀隐逸生活，营造清冷孤寂的意境。在元朝的主要文学体裁散曲与诗词中，梅花的意象更为丰富。关汉卿散曲中偶以梅花点缀闺情，马致远则借梅花渲染旅愁；而萨都剌等少数民族文人亦融入汉文化，以梅花寄托人生感慨，体现多元文化的交融。提及元朝的梅花，不得不把王冕作为主要的咏梅及画梅人物的代表来专门讲述，可以说，历元朝一朝，唯有开在王冕画中的，诗中的，庭院中的梅花最为夺目。

　　王冕与梅花的故事，可以说是一段在中国文化史上流传甚广的佳话。他不仅以画梅著称，其本人的人生选择也与梅花的品格高度契合，达到了“人如其画，画如其人”的境界。王冕出身贫寒，幼年曾为人放牛。关于他学画的起因，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传说。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开篇就讲述了王冕的故事。其中提到，在一个雨后的夏日，王冕看到湖中荷花在阳光下清新娇艳，便心生喜爱，想把它画下来。但这个故事更侧重于荷花。而他与梅花的结缘，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梅花所象征的精神与他个人气质的共鸣。尽管有文学渲染，但历史上的王冕确实是通过勤奋自学成为一代大家的。他常在佛寺长明灯下苦读，并开始学习绘画。他尤其钟爱梅花，有“梅痴”之雅号。传说他爱梅成痴，在隐居于九里山时，植梅千株，自号“梅花屋主”。每当梅花盛开，他便整日坐卧其间，吟诗作画，以求与梅“神交”。有客来访，他先在远处观察来人对梅花的态度，若举止粗俗，折损花枝，他便拒而不见。

　　王冕朝夕与梅相伴，对梅花的生长规律、形态神韵了如指掌。于梅花画而言，王冕的画梅技法可谓开宗立派，艺术上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就，对后世影响极大，关于这一点我会在下文梅花的艺术一节中讲到。

　　故宫博物院现存的王冕传世名作《墨梅图》，上面有他著名的题诗。诗曰：“吾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王冕生活在元末乱世，他虽有才学，却屡试不第，遂后看透官场腐败，终生不仕。朝廷多次征召，他都避而不就。这种不向世俗权贵低头的精神，与梅花“凌寒独自开”的傲骨高度一致。他的这种志向，说不得，只能借助于他笔下的梅花来向世人告白，像梅花一样，他不需要艳丽的颜色来取悦世人，只愿将一身清正之气留驻于天地之间。这既是梅花的品格，也是王冕不慕虚荣、坚守清白的自我宣言。

　　明代梅花文化从单纯的物象观赏，升华为融合哲学思考、艺术创作与生活方式的完整体系。这种“梅文化”的成熟，不仅塑造了明代文人“冰雪精神”的集体人格，更在花开花落间，映照出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与审美追求。实际上，明朝的梅花和过往历朝的梅花开得并无二致，但开在明朝画家画纸上的梅花却比以往任何朝代都灿烂与浪漫，这一点我会放在“梅花的艺术”一节中重点去讲。

　　明代的政治生态对与文人来说并非理想，特别是在明后期，宦官当政致使文人风骨承受了不少的压力，这种情况下，梅花依旧是用来表现面对政治压力时不屈精神的象征。徐渭《王元章倒枝画梅》：“皓态孤芳压俗姿，不堪复写拂云枝。从来万事嫌高格，莫怪梅花着地垂。”诗中以梅花“倒垂”之姿隐喻才士受挫，却仍强调其“皓态孤芳”超越俗流，呼应了文人面对政治压力时的不屈精神。

　　明朝哲学思潮空前高涨，受王阳明心学的影响，明文人更侧重于“事上磨练”“知行合一”等入世哲学，咏梅一般侧重于对梅花的写实，而非前朝一样用梅花来映射社会或表达个人情感。李贽的“童心说”，更把梅花作为了“本真”的化身，反对矫饰，追求自然天性。唐寅《梅花》诗：“黄金布地梵王家，白玉成林腊后花。对酒不妨还弄墨，一枝清笔写横斜。”则将梅花与佛家“黄金布地”的净土意象结合，赋予其超脱生死的宗教哲学意味。

　　明代文人写梅，实为写心。他们通过梅花构建了一个融汇自然美、人格美与哲学思辨的艺术世界。无论是沈周笔下的疏影横斜，还是徐渭墨中的狂放泼洒，皆是对“人与梅花一样清”这一理想境界的永恒追寻。在这一传统中，梅花已超越植物本身，成为中华文脉中不朽的文化符号。

　　至清代，与元代文人主要将梅花作为个人气节与隐逸的象征不同，清朝在学术思潮和政治环境的影响下，对梅花文化进行了一场深刻的“反思与批判”。这种批判并非否定梅花的美与价值，而是以一种考据的、理性的、甚至去魅化的方式，对延续了数百年的梅花文化符号进行审视和纠偏。清朝对梅花文化反思与批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考据学派对“梅花神话”进行了彻底的解构。清代乾嘉学派崇尚考据，主张“无征不信”。他们将这种严谨的学术方法应用于文学和文化研究，对历史上关于梅花的著名典故和文本进行了彻底的审视。例如，他们对“梅妻鹤子”林逋的身份提出了质疑。众所周知，宋代林逋的“梅妻鹤子”形象是梅花隐逸文化的核心典范。然而，清代学者如朱彝尊、全祖望等人通过考据发现，林逋实际上并非完全与世隔绝的隐士，他也有诗歌赠与朝中官员，甚至可能接受过他们的资助。考据学家们指出，后人将林逋的形象过于理想化和神化了，其目的是为了建构一个完美的隐士符号。这种考据解构了梅花与“纯粹隐逸”之间的必然联系，揭示了其背后可能存在的现实考量和文化建构性。

　　其次，清人对前代咏梅诗的典故、字句来源进行了大量考辨工作。例如，他们会指出某位诗人的某句咏梅诗其实是化用了前人的句子，或是指出诗中描述梅花习性有违植物学常识。这种工作剥离了梅花诗歌的神秘光环，将其置于学术研究的显微镜下，用历史实证主义挑战了抒情传统中的想象与夸张。

　　另外，因传统文人对梅花赋予了“孤傲、不入流俗、叛逆”等精神特征，尤其是宋元之际，梅花简直被视作是遗民气节最强烈的象征。作为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清朝统治者对任何可能隐含民族主义情绪的符号都异常敏感。

　　如此一来，以官方导向的“去政治化”行动便波及了梅花。清朝官方通过编纂《四库全书》等文化工程，有意识地引导文化方向。对于明显寄托故国之思的咏梅作品，可能会进行删改或批判。同时，官方推崇的是梅花“报春”和“凌寒”的祥瑞与坚韧寓意，而非其“抗拒新朝”的孤傲。乾隆皇帝本人写了大量咏梅诗，其主题多是歌颂太平盛世下的“春色满园”，这就在将梅花从“遗民独享”的符号转化为“天下共赏”的盛世符号。在文字狱的高压环境下，大多数文人避免在梅花题材上抒发过于敏感的政治情怀。他们更倾向于将梅花作为纯粹的审美对象、学术考据的对象或个人闲情逸致的点缀。这导致了梅花象征意义中政治锐角的磨平和道德负载的减轻。

　　在这种政治导向及文化演变的作用下，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派”诗人，对传统的、模式化的咏梅方式也提出了直接挑战。袁枚认为，前人（尤其是宋人）已经把梅花写尽了，后人再写，无非是重复“疏影横斜”、“暗香浮动”等陈词滥调，失去了真性情。他批评沈德潜的“格调派”咏梅诗是“描诗者”（描摹前人的诗），而非“作诗者”。袁枚主张书写个人化的“真”梅，他在其《随园诗话》中明确提出，咏物诗必须写出自己的独特感受。他欣赏那些能从新颖角度、融入个人生活体验来写梅的诗。例如他看到有女子写的咏梅诗中有一句“满园梅花忽夜开，分明悉是郎带来”时，他大为赞赏，因为这是活生生的、属于女子自己的真实情感，而不是书本上的典故。这种思潮批判了将梅花固化为道德符号的倾向，力图恢复其与鲜活个体生命的连接。

　　清代对梅花文化最著名、也最激烈的一次批判，以龚自珍的《病梅馆记》 为代表。文中，龚自珍借江宁龙蟠的“病梅”（培育者故意将梅树弄成奇曲怪状以迎合市场），痛斥当时社会对人才的束缚与摧残。这表明，梅花意象已从纯粹的审美对象，演变为文人用以针砭时弊、抒击社会的利器。可以说，《病梅馆记》一文是梅文化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龚自珍以其锐利的眼光，洞察到当时“斫直、删密、锄正”以制造“病梅”为美的社会风气，正是对人才、对个性、对天然生命力的摧残。他以“疗梅”的悲愿，发出了个性解放的启蒙先声。梅花在此，从一个被赞美的对象，变成了被批判的社会现象的载体，其文化承载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总之，梅花，这朵从《尚书》的青铜器皿中走来，历经魏晋风骨、唐宋诗词、明清书画洗礼的花朵，早已超越了它的自然生命。它是一部镌刻在中华民族精神史上的活态史诗，是一曲在冰天雪地中奏响的生命赞歌。当我们凝望一枝疏影横斜的梅花时，我们是在与千年的文明对话，也是在叩问自己内心的风骨与清气。这缕幽香，这份风骨，将穿越时空，永续流传。